SDC 2018竞赛结果揭晓 东方日升助力中法联队斩获综合实力三等奖

由于巴黎高等法院管辖事务日益庞大，渐有难当重荷之势，因此为减轻其负担，从15世纪开始图卢兹等地曾先后建立过13个高等法院。

多数人参与之行为，其处于自由意志防止结果之发生者，不罚。以已意中止或阻止其实行，或避免其结果之发生者不罚，参见《奥地利行政罚法》，载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五）危害结果并不需要在构成要件中列明 参照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之规定，[28]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理应包括构成要件的该当性（Tatbestandsm??igkeit）、违法性（Rechtswidrgkeit）以及有责性（Vorwefbarkeit）三个判定标准。譬如，公安局对甲殴打乙的行为作出了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甲辩称并未造成任何危害结果，但公安局并不对此进行调查，而是主张在没有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对甲予以处罚。[31]相对应于实际的危害结果而言，可能的危害结果虽然并没有发生，但在没有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其必将会向实际的危害结果转化，我们之所以会说可能的危害结果也是客观存在的，便是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的。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传统认识片面理解了危害结果的含义，使得危害结果的实际功能大打折扣。

[10]就行政处罚而言，对违法对象的危害结果并不很重要，只要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行政处罚，[11]并且行政违法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但由于其可能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相对一方也因此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借助刑法学上的知识可以获知，即使是对行为犯进行认定，也并不会否认危害结果的功能和地位，否则便会形成执法实务上的认定困难，造成非难行为犯，等同于非难思想犯的严重错误，从而致使行政处罚权滥用。[18]见前注[10]，李晓兵文。

戴高乐也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五共和的违宪审查体制也逐渐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的这种政治发展的特点甚至曾被托克维尔概括为一种病症：专制限制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而激进的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产生恐惧，从而为新的专制奠定基础，往复循环。剖析一个国家的宪制结构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要比单纯研究规范性更有意义。

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31]宪法理事会在其12年的生命中，仅仅启动了一次审查程序，而这次审查最终还以议会两院意见达成一致而宣告结束。

借鉴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宪法实施的监督审查制度，让改革在稳定中有法可依、有路可走。[2]这种特点在经典宪法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法国式的宪法循环（Les cycles constitutionnels francais）。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曾经如此评价第四共和的政体：这种制度在过去12年内一再做出了各种表演。与此同时，法国社会的公民权利意识再度觉醒，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这属于主权行使问题，故议会才是审查自己法律合宪与否的法官。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受卢梭思想和大陆法传统的影响，由法院对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设想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响。不过这种法国式的特殊个案对于中国的宪政发展史来说却并不陌生，革命与维稳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荡也一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吴天昊：《论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平衡功能》，载《法学》2006年第10期。

[41]Pierre Avril et Jean Gicquel,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5e edrton, Montchrestien, Paris, 2005，p. 36. [42]Dominique Rousseau, 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Montchrestien, Paris, 2006, p. 67. [43]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4页。简单说就是这些地区发起了法国大革命。

狄骥认为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只有跟其他个体相连接才能组成一个有灵性的社会有机体。首先，只有国民议会的议长和总统在达成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向宪法理事会提出审查请求，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没有权力提出。

审查的提请主体依然有很多限制，审查的方式和内容依然主要是抽象的事前审查，这些方面还都是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宪法司法审查模式的根本不同，也体现了法国宪政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特点。在这个判决中，宪法委员会强调，1958年宪法的序言也是判决的重要依据，而该序言本身又承认了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的宪法效力。因此，有学者也形容此次改革为法国宪政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早在1946年，戴高乐就在著名的贝叶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宪法主张。……为了国家的未来和民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以维护法律的信誉，政府的团结，行政管理的有效，国家的尊严与威望。这一方面显示了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其为独立的权力机构。

[6]完整论述见：Emmanuel Todd, 2015, Qui est Charlie? Sociologie dune crise religieuse, Paris, Scuil,p. 75.该段话引自托德就该书接受的采访，原文载于法国《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 2015年4月30日刊。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宪法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多元化也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这次改革之后，宪法委员会制度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平稳期，其间相关违宪审查判例逐渐增多，其运作也逐渐规范化、独立化。公共舆论基本被有左翼倾向的城市中产阶级占据。

[45]法国学界甚至提出了将宪法委员会改名为宪法法院、将审查程序彻底司法化等激进呼声。[17]Franc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Tome I-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Economica,1997, p. 1．参考李晓兵的译文，见前注[10]，李晓兵文。

在本文中，为了尊重中文学术界现有的表述习惯，特将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翻译为宪法委员会，而将第四共和时期的le Comite constitutionnel翻译为宪法理事会。1968年，双方的矛盾终于擦枪走火，学生为了反对戴高乐的父权主义政治而走上街头。摘要:  与英美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法国宪政体制的演进一直以螺旋式发展为特点。戴高乐的下台标志着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其后的继任者顺势进行了一系列偏向公民权利的宪政改革，[44]宪法委员会的改革就是其代表。

护法元老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违宪审查形式。在此背景下，对于合宪性的审查如果是由司法机构或者第二立法机构来实行，其正当性都会遭到质疑。

（三）第四共和的初步尝试 第三共和时期的宪政讨论没能继续深入下去，也没能实质性地影响宪政变革，世界大战就到来了。首先，当议会颁布的法律和政府的条例发生冲突时，宪法委员会可以主动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其次，公民主体或社会组织也获得了间接的提请违宪审查的权利。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所在—它既不同于对宪法公民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和保护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同于政治性的维稳制度设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制度形式。

他分析了法国的政治文化和当时的困难和目标：长期的动荡不安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危机重重，也使高卢人由来已久的好分裂，喜争斗的倾向愈演愈烈。戴高乐要藉由这一机制把宪政问题的解释权、审查权从议会手中逐渐转移至总统的权力范围，实现强人治理下的威权平衡。这些地区曾经反对法国大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势力都一直很强大。他们在心灵深处最看重的，毋宁说还是某种专制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可能呈现着另一种形态。

[13]Francois Fur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en collaboration avec Denis Richet, 2 volumes, 1965. [14]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39页。（二）第三共和的宪政反思 法国第三共和（1870-1940）的建立是共和派与保皇派两种政治主张竞逐与妥协的结果。

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但是作为卢梭主义的不同声音，早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革命领袖西耶斯（Sieyes）就曾经明确提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constitutionnalite）进行司法审查的主张。

这次修宪使得议会中的少数派政党也可以利用违宪审查这一手段对政府进行监督，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其次，理事会成员在履行审查职能的时候，首先是要尽量协调议会两院的立场，如果两院立场一致则审查不再进行。